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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驿站财政机制的形成与演变******

　　作者：刘文鹏（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

　　驿站是中国历代王朝传递信息、递运物资的主要渠道，在维系国家统一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驿站的正常运转全赖驿站经费之保证，所谓“国脉疏通原借驿递，而驿递急需端赖钱粮”。一般认为，清朝入关后一扫旧弊，摊派、加征得到有效抑制。这一观点突出了明清之际驿站财政的差异。但实际上，明末加派之征也通过各种隐性方式在清代得以延续。在清初裁驿费充军饷的财政政策影响下，清代驿站财政走向了既病民又病官的摊派旧途。

　　明代驿站财政与驿役官当改革

　　明初驿站财政建立在实物财政基础之上，有赖于田赋征收和劳役佥派。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明太祖诏令天下广置各驿，其驿站差役佥派民户出办。具体方法是，“马有上中下三等，验民田粮出备”（《明太祖实录》卷29，洪武元年正月庚子）。即民户依照粮赋多寡对等充任驿传马夫，其不足数者可以数户共充一夫。本县人户不足，则“以相邻州县点差”，谓之“协济”。甚至令东南富户、市民前往北方诸省协济应役。官方除提供驿舍、备办廪粮及派遣官吏外，驿站其余所有开支均由驿传役夫亲身应役承担。此外，尚有里甲和均徭内编派驿站差役，以满足其财政开支需要。

　　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明朝将永充改为“依次轮充”（万历《惠州府志》卷10，《赋役志下》，明万历四十五年刻本）。其佥编时间有三年、五年和十年之别。但地方政府在实际佥派中并不遵守定制，以至于有役三五十年者。此外在没有预算与额设经费的体制下，驿站马夫等便成为驿丞等官吏盘剥的对象。以上两方面导致嘉靖以前的马户不堪重扰，驿站运行困难。

　　成化、弘治年间白银货币化地位得到官方承认，一系列以财税定额为目的、减轻地方差役负担的差役纳银改革随之展开，驿站的日常运转也由力役亲当改为征银雇募，至嘉万时期，因推行一条鞭法改革，得以最终确立。具体做法是根据过往支销数目，预估一年驿站夫马工料银额数，将其摊入全县粮赋或额田中征收。对于他县协济马匹，则按每马所需折银，分派各协济州县“照亩均征”（申佳胤：《临洺驿马政记》，载崇祯《永年县志》卷7）。征收的站银，以府为单位进行统计并征收，然后由府转发各驿，招募人员当差。

　　官征官募确实起到了均平差役、减轻百姓负担的作用，“计地征粮，可以免马头独累之苦；募人当应，可以绝官吏求索之私”（刘麟：《清惠集》卷3，《均驿传安人心扶公论杜私情以免偏苦疏》，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348页）。但新政实施不过十余年，即弊端百生。一方面，官府“给驿渐广”，导致地方驿站开支不断增加；另一方面，过往官员多索马匹差夫，马户“卖产鬻儿，倾家丧命”。更甚者，明季“国用不足，将原额驿站夫马工食草料银两半裁以充练饷”（《宣大山西总督李鉴启本》，顺治二年五月八日），地方驿站财政更加吃紧。本县“马户逃窜，扳累难支”，他县协济亦托故不前，地方不得不再度佥派里民应当，复“蹈万历以前之夙弊”。而“驿卒糊口无资，群起为盗”（《顺天巡按柳寅东揭报驿递疾苦》，顺治元年七月，载张伟仁主编：《明清档案》第1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版）。

　　清初中央对明代驿站财政体制的调整

　　清朝入关之初，平定全国的战争仍在持续，大量地方财政经费被裁撤充饷，驿站钱粮也不例外。在财政紧缺的情况下，既要全力保障军费，又要维持驿站正常运转，中央和地方政府为维护各自利益走上不同道路。

　　于中央而言，顺治元年（1644年）七月清朝废止一切明末加派，废除明末里甲佥派，将全国驿站由民当改为官当，所有经费均于正项地丁内动支，“不复累及百姓”。与此同时，令各省站银“以万历初年会计录为准”，“照旧征收，加增者不准”（《户部尚书英峩岱题本》，顺治二年六月六日）。

　　然而，明末清初接连不断的灾荒、战争导致地方田赋收入急剧下降，部分省份站银除荒后实征不及原额半数，巨大的经费缺口令驿站运转维艰。更重要的是，清初持续的军事行动导致国家财政经费捉襟见肘。权衡之下，清朝不得不裁减包括驿站经费在内的地方财政以充实军饷。驿站经费的大幅压缩主要集中于顺治九年（1652年）至十四年（1657年）和康熙平定三藩之乱期间，此后雍乾各朝均陆续裁减。全国站银“通计裁扣之数，自顺治九年以迄乾隆，竟居原额三分之二”（民国《盐山新志》卷8，《赋役篇上》，民国五年刊本）。

　　在额征驿站银剧减，加之禁止摊派、裁驿充饷的境况下，清廷只能尽可能地集中有限驿站财政资源，使其利用最优化。方法主要有三：一是裁僻济冲，将驿站经费集中于主干驿道。二是调整驿道走向、开辟新驿道。顺治年间，为减轻河南、山东驿站负担，清朝开通经山西前往川陕甘等地区的驿道，河南驿站负担有所减轻；山东则开通了经德州、泰安、蒙阴、郯城前往江苏的“山东东道”，使原有山东中路的驿站压力有所缓解。驿道重新规划后要求行差人员循规定驿道行进，并在勘合火牌内明白填注，严禁随意改变路途。三是严格掌握地方驿站财政奏销。顺治八年（1651年），清朝确立各省财政奏销制度后，规定驿站的各项开支需岁终汇造清册，由户部核实奏销。自顺治三年（1646年）至十四年修撰完成的各省赋役全书，更是将各省起运存留、驿站额支数目固定下来。通过赋役全书和奏销制度，各省驿站每年的财政收支也尽在中央的掌握之中。这既有助于中央了解地方驿站财政之盈绌，及时作出调整；也将府州县驿站财政纳入藩司和中央管控之下，方便了驿站财政资源的宏观调拨。

　　上述改革确实值得称许，在财政极度紧张的情况下通过法律禁令确保地方不得派累里甲，展现了新朝气象。但奈何由于清初战争开支甚巨，很多本应裁僻济冲的夫马钱粮亦经常被中央挪作军饷。地方政府为保障驿站的正常运转疲于应对，不得不百般腾挪，甚至延续明季摊派旧弊。

　　清前期各省对驿站财政体制调整的因应

　　整体而言，各省解决地方驿站财政问题的举措主要集中在复原额、顾驿递，严考成、革协济等方面，而在州县层面更为通行的做法则是直接佥派里甲。

　　所谓复原额，即各省督抚在除荒实征站银过少的情况下，奏请恢复该省旧设站银数额。部分省份在朝廷下令裁去明季摊派并统计旧额银时，往往在万历初年额设站银基础上将里甲夫马工料银和摊派银两一并作为本省额设驿站银统计、报呈，实际上是将“旧额”提高，把明代站银、里甲夫马银和摊派银以隐蔽的方式承续下来。而裁撤地方经费过程中，驿站经费可能虽亦被裁撤，但因为需要维持驿站的正常运转，驿站经费的裁撤力度不及其他经费，所以在顺治初期裁节地方经费的过程中，面对经费紧缺的情况“先尽驿站支用”的“顾驿递”政策在一定时期内得以贯彻落实。

　　明清之际的驿站协济制度是保障冲途大驿有效运转的良制。但协济的正常运行需建立在驿站财政充足的基础上，一旦经费被挪用或裁减，各地往往托故不前，导致受协驿站运转失灵。为解决该问题，清朝将协济站银完纳与否、完纳分数均纳入官员考成。但协济站银毕竟还需多一道解送程序，此间辗转费时、各级侵扣，其弊多端。于是，各省纷纷奏请将“本州县之正项用补本驿之急需，而以外州县之协济，汇解藩司抵补正项”（《河南巡抚吴景道题本》，顺治八年十月二十四日），南省协济北方站银也照此方法办理。此项调整至康熙七年（1668年）最终成为定制，并施行于全国，起自明代的驿站协济制度被废止。此种方法减少了站银支用的程序，提高了驿站运转效率。

　　中央和各省为筹措驿站经费，经过多重努力，确实起到一定作用，似乎驿站也得以正常运转；但如果我们将视野转移至州县，则会发现驿站财政状况呈现的是另外一幅景象。

　　清人薛所蕴《驿卒词》云：“闾阎困敝乏帮贴，差烦马瘦刍茭绝。……县官逮治驿卒死。五更三点不交睫，头枕驿门候消息。”（张应昌编：《清诗铎》卷9，中华书局2022年版，第262页）这并非夸张和想象之词。顺治年间曾任新乐县知县、专管冲途大驿西乐驿的林华皖对当时的驿站困境有过总结：一则差务繁忙，“每日数起”；二则夫役“额设者有数”，每遇大差势必另外雇觅；三则马骡羸瘦，“陆续行差，倒毙不一，月而殆尽”；四则行差人员百般苛索，夫役折干、背负过重（林华皖：《治鲜集》卷2，《驿邮略》，载《续修四库全书》第88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0~431页）。康熙《丰润县志》更直白指出：“输蹄往来，络绎不绝，粮糗刍薪，存留不能及半，协济未必以时，县令之拮据，殆所不免。”（康熙《丰润县志》卷4，《赋役志·驿传》，清康熙三十一年刻本）绝大多数州县官员不堪重负，自杀者亦不在少数。其最终结果，“存留各项节次裁减，州县之事束手无策，势不得不私派之民，民既出雇役之钱，仍不免于役又不知凡几矣”（康熙《灵寿县志》卷4，《田赋上》，清康熙二十五年刻本）。摊派里甲成为州县官自然而然的选择。

　　然而，直接摊派里甲显然与清朝不加赋的政策相冲突。天津巡抚张忻、保定巡抚郝晋及经手知县都曾因触犯此律最后交刑部议处。故很多地方州县只能想方设法将摊派合法化：一是延续明季之“强制性雇募”手段，名为发银雇募、听民应召，实则是强制性“照里派轮”，官方挟公权权威进行变相摊派，并非纯粹的自由雇募应召之制。另一种是额外摊派，倒逼国家财政政策作出调整，将摊派合法化。部分州县驿站确实差务繁忙，必须额外派征。但为避免胥吏、马头毫无限制多征，引致民怨沸腾，清廷将额外摊征编入赋役全书，承认各种加派的合理性并使之合法化。

　　清前期驿站财政体制改革的影响及其余绪

　　清人曾对本朝的废力役亲当为官当官募之制大为赞赏，称“清兴，扫除旧政，与民更始。而钱粮则例一以万历初年为定，且赋皆改折而无本色之征，差皆雇役而无佥点之害……民无一事之扰，薄赋轻徭，培植邦本，万世无疆之休基此矣”（康熙《吴桥县志》卷3，《食货志》，清康熙十九年刻本）。

　　但清初军兴旁午，裁驿充饷时常有之。实际上“额设工料已减十分之三，差务更增十分之四”的情况下，地方财政仍然左支右绌。驿站之弊不仅官累难除，民累亦未减轻。一方面，清初裁节驿费并非为了减轻百姓负担，而是裁驿充饷，百姓压力并未减轻。另一方面，在“额设有数”的驿站财政体制下，州县为保证驿站运转，又不得不走上加派里民的老路。这一回头路不仅额外增加了百姓负担，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倒逼中央将部分摊派合法化。清廷减轻里甲摊派负担的宣言也就此告以破产。官员既存在加赋的罪名，百姓亦承受摊派的压力，实在是病民病官。

　　以上种种弊病的存在，究其原因，即在于中央财政集权下，地方额设驿站经费过少且并不稳定。随着明代白银的货币化，国家财政也出现“统计银两化”的趋势。这一变革使得国家财税可预算、可统计，方便了国家对各省州县财政的掌控；但是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则是更加不利。在“统计银两化”之前，所有驿传夫役均需亲当，财政开支由地方政府自行编制，不受中央管控；但在此之后，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一方面，全国赋役逐渐定额化，中央以法律形式规定了摊派的“非法性”；与此同时，明清财政也因此走上“原额主义”道路，财政体制出现僵化。另一方面，借助白银的便利，中央对于州县财政的掌控越发集中，且能随时裁扣、调拨，导致州县财政难以稳定。清人曾谓“国家之所赖者，惟财赋；地方之所重者，惟差徭；下民之所望者，惟恩恤”（乾隆《三河县志》卷5，《赋役志·驿站》，清乾隆二十五年刻本），生动反映了当时中央、地方和百姓三者在国家财赋分配中的地位和处境。从国家立场出发，中央主要集中于对全国财赋的高度集权与掌控。尤其是战争期间，国家的着眼点完全在于尽快汇集财政资源用于军事，以期稳定统治。裁撤地方存留银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手段，而这势必导致地方州县存留经费过少。州县为维持地方行政的正常运转，又不得不额外摊派，而所有的压力最终只能转嫁给百姓。在上述财政结构体制下，百姓能否得到“恩恤”显然要打上问号。刘志伟教授认为，清初通过编撰赋役全书和确立奏销制度，建立了高度中央集权的财政体制，它导致的一个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地方赋税征收的失控（刘志伟：《略论清初税收管理中央集权体制的形成》，载《贡赋体制与市场：明清社会经济史论稿》，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190页）。可以说，正是中央财政的“集权”导致了州县政府在财税征收中的“分权”和“失控”。因此，随着清中后期各类大差、常差的源源不断，以及驿务弛弊、苛索繁多等问题的抬头，“原额主义”财政下的清朝驿站运转再度回到明末境况，各类差派更加层出不穷。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代驿站史研究”〔19ZDA207〕阶段性成果）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26日 14版）

旅游“暖阳”：旅行社加班定制路线，老板喊话员工“归队”******

　　“旅游市场满血归来。”晚上11点，刚加班赶制完产品路线的林雪略显疲惫，但格外激动。

　　近段时间，林雪的电话响个不停。除了客户频繁来电咨询旅行社何时重启出游路线，此前合作过的专线人员、地陪以及景点酒店等从业者也不断递来合作橄榄枝。

　　“市场热潮即将来临，赶紧拿出产品方案。”一位合作伙伴迫切地催促着她。

　　时隔三年，旅游市场火速复苏，点燃元旦假期。而这只是序幕，1月8日起，我国全面放开入境，同程旅行数据显示，当天出入境机票订单量一度同比增长628%，创下2020年3月以来的峰值。这一天，中国香港与内地之间实现首阶段通关，使得中国香港成为入境机票的出发地第一名。

　　政策利好叠加春节，旅游市场正在开启狂欢。市场爆发带来的巨大商机，同样成了沉寂多年从业者们眼中的机遇。一时间，越来越多的旅行社活跃起来。老刘决心复出，其接受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采访时，已经紧锣密鼓地租赁办公室、招兵买马组建团队，筹备旅行社开业。

　　于老刘而言，此番回归，只为在行业复苏之际重新夺回一度失去的市场。

　　“诗和远方”潮涌

　　惬意地半躺在三亚沙滩上，喝着手里的椰汁，看着朋友在远处海里嬉笑打闹身影的那一刻，蒋珂深感久违的跨年乐趣。

　　“往年每逢元旦都会选择旅游跨年，疫情原因导致两年多时间没出过远门。现在必须得好好玩上几天，把之前失去的乐趣弥补回来。”蒋珂告诉贝壳财经记者。

　　作为2023年第一个小长假，旅游成为不少人元旦期间的首选，并奔赴心中的“跨年胜地”。

　　“能明显感觉到出来玩的人多了起来。”同样选择在元旦出游的90后唐晨印象深刻，在前往云南的飞机上，他发现机舱里坐满了乘客，“尽管无论机票还是酒店费用都比之前高出一截，但都无法阻止大家出游的热情。”

　　一位杭州网约车司机也告诉贝壳财经记者，元旦期间接到的订单远多于日常，“每天差不多要跑100多单。经常都是上一单还没跑完，系统就提示下一单进来了。客人的目的地也大多都是酒店和景区。”

　　久违的出游让多个城市在元旦期间游客数量激增。据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2023年元旦假期，全国国内旅游出游5271.34万人次，同比增长0.44%。实现国内旅游收入265.17亿元，同比增长4.0%。

　　此外，携程2023元旦假期总结报告显示，近六成用户选择跨省游，元旦跨境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145%。据飞猪平台数据，元旦假期的跨省游和跨市游订单占比近八成，达到近一年峰值。其中“90后”和“00后”的年轻用户则是出游主力。

　　出游无疑是当下热词。贝壳财经记者在社交平台上搜索发现，不少网友或讨论出游计划，或分享行程和安排。此外，“这里海景绝了，太适合情侣跨年”“国内最爱的度假村，没有之一”等帖子亦引发关注。博主们在文章中分享一张张精美风景照片的同时，再配上详细的行程文字。而回复里则充满着“求攻略分享”“求价格”留言。

　　“之前每次内心萌发旅游念头时，总是只能靠老照片和视频来‘过瘾’。”唐晨告诉贝壳财经记者，自己已有两年时间没有出门旅游，即使节假日也选择在家宅着。如今难得的机会，自然希望玩个痛快，“根本没有省钱的念头，怎么开心怎么来。”

　　“消费者的追捧给旅游市场复苏带来生机。”经营着一家国际旅行社的韩可说，“大家都憋着一股劲儿，准备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大干一场。”

　　多位导游在接受贝壳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由于气候原因，元旦以及春节期间游客通常会选择前往三亚、云南等地度假，这也间接推动机票以及酒店价格上涨。

　　1月9日，贝壳财经记者在OTA(一般指在线旅游)平台搜索看到，各地前往三亚的机票价格均出现上涨趋势。以杭州出发为例，自春节法定假日计算，飞往三亚的机票大多为2290元全价票。不少酒店春节期间价格同样呈现上涨趋势。其中，三亚凤凰岛度假酒店高级海景大床房平时价格为924元，除夕入住价格则为1689元。

　　值得注意的是，贝壳财经记者在搜索时发现，大多数酒店春节期间房间均显示“售罄”。“现在想在春节期间入住好的酒店和房间，基本只能靠‘捡漏’。”一位导游说。

　　云南等多地酒店同样受到追捧。根据携程平台数据，元旦假期间西双版纳酒店均价为804元，价格涨幅达到1.7倍。大理酒店涨幅则达到36%，均价601元。

　　旅行社“集结”：召回队友

　　风口重新回来了。这是资深旅行社从业者老刘最深刻的认识。

　　2023年1月，老刘在朋友圈发布“复出”宣言，要再战江湖。此前近10年时间，老刘扎根国际旅游行业，每年都会带领游客前往几十个国家。

　　“最后一次带团从法国回来后就得到通知，开始在家等待。”老刘经历了三年起伏，从第一年的观望，到第二年转型切入国内旅游领域，最后在第三年时公司难以为继。吃完散伙饭后，老刘转身找了份朝九晚五的工作。

　　决心复出的第二天，老刘就向公司递交了辞职信，“在行业打拼这么多年了，舍不得彻底放弃，有时候晚上还会梦到带团出游的情景。得知市场复苏的消息后，肯定选择回来。”

　　老刘紧锣密鼓地租赁办公室、招兵买马组建团队，筹备起旅行社开业。他还给以往的员工打去电话，希望大家能“再搏一次”。

　　“过去三年确实让旅游行业流失了不少人才。”老刘告诉贝壳财经记者，旅行社要迅速重启，当下关键因素在于能否重新组建团队，“不少从业者在疫情期间转行。随着大家逐渐适应新的工作后，很多人都不太愿意回归。”

　　贝壳财经记者采访多位此前从事出境游工作的人员发现，对于“回归”，还是观望态度。

　　“之前做了很多年出境游，后来离职去了家短视频公司负责内容，一年多时间现在已经习惯了工作节奏。”接到老刘打来的电话，阿木犹豫再三最终还是回绝了邀请，“以前的东西都丢得差不多了，现在回去还要重新适应，实在没必要。”

　　一位自2021年转行到互联网公司工作的前从业者也向贝壳财经记者坦言，自己不大可能再从事旅游行业，“现在收入和之前差不多，工作还更加稳定，确实不太想回去。”

　　没能如愿将曾经的员工全部唤回，老刘并不在意。重开旅行社后不久，他已收到多份简历，其中不乏有着多年从业经验的“老人”，“还是有不少从业者希望能回到行业，毕竟随着市场复苏，未来会有大批游客出国游玩，势必也会将市场持续推向高潮。”

　　果断回归，也是不少人的选择。

　　“终于等到了今天。”刚从工商局注册完毕的郭苗一脸兴奋，她曾住在日本10多年，回国后和朋友合伙开了旅行社，专门跑日韩线路，一度随着国内游客境外游高峰期获利匪浅。

　　尽管2020年底将旅行社关停，但郭苗一直等待着行业复苏的机会，“这两年来几乎随时都在关注行业消息，也一直和国内外地接、酒店等资源保持着联系，就是盼着这一天早点到来。”

　　静待“下一站”爆发，定制路线抢跑出境游

　　1月8日起，随着中国取消入境核酸检测和集中隔离、优化内地与港澳人员往来等政策正式生效，上海、广州等机场迎来了防疫政策调整后的首批海外航班。

　　全面放开入境催热了消费者热情，也点燃了停滞三年的出境旅游行业。韩可正经历最为忙碌的开年。几分钟前，她刚挂断一天来第6位客户打来的咨询电话，“最近接到不少电话，都是来询问出国游事宜的。”

　　“出境游多年后终于重新放开，不少人希望能第一时间出国旅游。”韩可告诉贝壳财经记者，近期热衷旅游的玩家会选择国内景点，内心却同样希望能出境游玩。行业的复苏，会推动一波市场爆发。

　　林雪在一家国际旅行社负责项目定制策划，其告诉贝壳财经记者，目前市场逐渐恢复，不过，因为“航班供给”和“票价”等客观原因，要想完全达到之前的情况需要至少3个月时间。

　　“目前中国执行的国际航班数量远低于2019年。”林雪预计，“受此影响，出入境机票价格偏高，大部分游客或许碍于此类原因而选择继续观望等待。”

　　贝壳财经记者在多家OTA平台查询看到，近期出境游机票价格相对此前已经出现明显上浮。以杭州直飞普吉岛为例，2023年1月期间，机票裸价大多在2000元至3500元，而回程价格则在3000元至6000元，部分日期的机票价格更是上万元。这意味着以往3000元就能往返普吉岛，如今至少需要万元上下。

　　“这仅是机票单项，如果加上酒店、游玩等其他费用，单人出游的总费用很可能在2万至3万元。”林雪说。

　　高昂的费用并没有浇灭旅行社热情，林雪和同行仍在加班赶制出行方案。

　　“最近每天几乎都忙到晚上10点多。”林雪所在公司以境外游为主，几乎所有人都在忙着给此前合作的酒店、当地地陪等资源打电话，以沟通重启后的工作，以及整合彼此的资源进行新产品路线的设计。

　　“目前我们主要是针对东南亚市场进行相关出行方案的设计和推出。”林雪告诉贝壳财经记者，之所以首站选择东南亚国家，源于其对中国游客的入境政策相对宽松，部分目的地不仅可以免隔离，还能够办理旅游落地签，自然成为当下众多国内游客的首选。

　　“现在就是在和时间以及同行赛跑。”林雪分析，市场复苏后谁都希望能成为率先获利的人，目前公司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适应新的市场，“以前设计的路线大多比较老旧，品质也根据团费参差不齐，而如今在判断了‘首批出行客户大多对价格不敏感，更在意品质’的基础上，设计了更适合他们游玩的路线。”

　　贝壳财经记者了解到，林雪所在公司已开始抢占部分独占资源。“和海外部分合作酒店以及景点签订了协议，在降低成本的情况下更利于以优廉的价格吸引客户。”林雪说。

　　韩可同样告诉贝壳财经记者，她正在联系此前合作过的境外地陪，就游客出行路线进行设计。不同于此前主要是走马观花，更倾向于将游客带往传统景点，此次她刻意将路线集中于深度文化、户外沉浸体验等产品上。“出境游恢复初期游客以个人和小团为主，他们更注重游玩品质。”

　　“不排除未来随着国内出入境情况的变化来增加供给，届时也会根据不同顾客的需求来制定路线，但目前肯定优先考虑更有境外游意向的小众群体。”韩可说。

　　民宿订单忙，“一天接30多个电话”

　　“这几天生意总算逐渐回暖，希望未来能越来越好。”在浙江杭州周边开设民宿的李立激动地在朋友圈写下“终于回来了”。

　　四年前，喜欢旅游的李立辞职并在杭州周边以近百万元盘下一家客栈，开始自己的民宿生活。

　　“最开始生意还不错，每天差不多有40%的入住率。”李立回忆，彼时尽管市场竞争激烈，但凭借多年驴友生涯所积攒的资源，以及通过短视频、图文等渠道的宣传推广，生意还算不错，“尤其是旅游旺季，房间都会订满。甚至需要提前一周才能订到房间。”

　　三年漫长的低谷期，李立曾无数次计划将民宿转让出去，但始终心有不甘。“总觉得希望还是会到来的，不愿意在黎明到来之前选择离开。”

　　2022年12月7日，“新十条”以及系列政策出台，民宿从业者期盼已久的日子到来。

　　随着旅游市场初步复苏，多地酒店、民宿入住率大幅提升。途家民宿数据显示，2022年12月30日至2023年1月2日，民宿预订量平均日增幅达两成，环比上月增长2倍。另外全国连住订单占比也增加341%。其中，西双版纳、西安、大理州、三亚、北海等相对温暖的城市，入住3天以上的民宿预订量同比上年增长6倍以上。

　　“最近这段时间确实接到不少订单电话，最多的时候一天接到30多个，这是之前不敢想象的。”在云南经营着一家民宿的张雨表示，自己和很多同行最近几天内都接到订房电话，几乎所有朝向好的房间都宣告售罄，还有不少客户咨询预订春节期间的房间。

　　张雨告诉贝壳财经记者，这三年来也有零散的订单，但相比之前仍有所减少，如今明显感到行业正在逐步回暖。他仔细盘算过，预计春节期间入住率将达到80%或者更高，“以前是担心没有订单，现在是担心人手不够。”

　　订单爆发，张雨对未来越发充满期待，“目前市场虽然有所恢复，但从节点上看，真正爆发还需要等待至少3个月时间。”

　　携程于1月5日发布报告称，春节期间旅游产品的预订量同比去年上涨45%，人均旅游花费同比提升53%。

　　伴随着客流逐步恢复，包括租车、餐饮在内的旅游产业链各个环节也得以复苏。

　　“很多游客更倾向于自由行。到了目的地后为了方便也通常会租车出游。”浙江一家租车公司负责人告诉贝壳财经记者，元旦期间店里近7成车辆被游客租走，现在已经接到春节预约车辆的电话。“不少同行都在交流车辆情况以提前做好合作计划，以免出现‘无车可租’的情况。”

　　杭州郊区一家饭店老板也感觉到生意明显升温，“前一年元旦虽然也有客人，但数量和规模显然没法和今年相比。假期3天饭店业绩也比去年提升了一倍多。”

　　“旅游产业的复苏，周边市场未来肯定也会持续爆发。”李立分析，“此前三年算是让行业洗牌，也给了经营者潜下心来思考的机会。如今市场重新复苏，短期内能不能接住是从业者们面临的挑战。毕竟未来要想重新立足，除了市场恢复的利好外，也考验着运营者自身的能力。”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